關于養生，每個時代的中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當今天的年輕人抱著“朋克養生“”佛系養生”的態度塑造著屬于這個時代的 “新中式養生觀”，那些歷史上的中國人，也根據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生活方式，踐行中式養生的觀念。
養生，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DNA。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望著奔騰的河水發出浩嘆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”比起綿延不息的時間，人的生命實在太過短暫，也太過匆忙了，我們還沒來得及欣賞沿途的風景，就已經走到人生的終點。這是駐扎在古往今來每個人心頭的意難平，更是養生的意義所在——追求精神和身體意義上的雙重滿足。
所謂“人有天年，命有定數”，中國人早早就明白：即便老天愿意再借你五百年，人壽終究也是有限的，與其勉強續命，不如珍惜當下，提升生命的質量。這種“惜命養生”的思想，正是東方養生哲學的底層邏輯。
何以解憂？古人早已備好錦囊。從老莊到陶淵明，從蘇東坡到王陽明，中國的理論家們接續探索，建構起獨特的東方養生哲學。歷代名醫扁鵲、張仲景、孫思邈、李時珍則提出種種辦法，將理論家們的“腦洞”落地為可實操的手冊。
自然與天道，養生哲學之源
孔子本人就非常惜命。他曾說“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”，告誡人們不要身臨險境，不要在局勢動蕩的地方居住；又說“ 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”，提醒仁人君子切莫站在危墻下面，避免不必要的隱患。
孔子對于生命的珍惜同樣體現在日常飲食中。他主張“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”，糧食要精磨，肉切得越細越好。從現代營養學的角度看，細糧有利于消化，對胃友好。看來，孔子是一位“養胃達人”。孔子飲食的節點也有講究。在先秦時代， 人們早晚各吃一餐，孔子稱為“朝曰饔，夕曰飧”。他總是到點就吃飯，哪怕顛沛流離也要盡量準時，護持住用餐習慣。這其實是古人共有的養生通識，孟子、莊子、墨子都強調要按時吃飯，《呂氏春秋》里更是指出“食能以時，身必無災”，直接在按時吃飯和身體健康之間畫上了等號。而等式背后，蘊藏著更深刻也更本質的道理——順應天道。
何為天道？斗轉星移、江河入海是天道，春生夏長、秋收冬藏是天道， 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亦是天道。總之，天道是自然運行的法則，
而人既為自然所生，就不可能脫離天道談養生。我國第一部醫學典籍、也是東方養生哲學的奠基之作《黃帝內經》指出：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。”這里的 “知道”，便是了解天道的意思。什么樣的天道呢？《黃帝內經》也給出了答案：“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”上古之人因深知此道而得享高壽。
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則進一步深化，提出了“自然而然”的觀點。“自然而然”即順應天道，它之于養生的意義，莊子用寓言“庖丁解牛”進行了闡釋。
傳說一個名叫丁的廚師為梁惠王宰牛，刀鋒所過之處，發出悅耳的音律，一整頭牛在這神乎其技的刀法下有序解體，牛的各個部位如泥塊般散落于地。梁惠王大為震撼，問他是怎樣做到的？丁大廚回答：我只是根據牛體自身的組織結構，順著筋骨脈絡，專挑骨節空隙處運刀，游刃有余地將全牛解剖。梁惠王聽聞后贊嘆，說丁大廚一席話，幫助自己領悟了養生的秘密。
在這個故事里，牛代表自然，而洞悉自然規律的庖丁順勢而為，輕松且富有美感地完成了解牛任務，進而揭示出“順應天道，自然而然”的養生要義。由于莊子在中國文化中盛名卓著，魏晉名士嵇康、田園詩鼻祖陶淵明、唐代詩佛王維、北宋文豪蘇軾、心學大師王陽明都是他的“鐵粉”，由他生發的養生要義也隨之廣泛流傳，成為東方養生哲學的代名詞。
中式養生：以酒順天道
我們說人是自然界的產物，順應天道就是順應人的本性。但另一方面，人類畢竟構筑了一個不同于自然界的人間世，致使人與自然分離。
每個時代的學者幾乎都在思考這個問題。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，人的社會化過程是背離自然、扭曲人性的異化過程。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·赫拉利則指出，人類有過長達 250萬年的時光靠采集野果、野菜，狩獵綿羊、野兔維生，大約 1 萬年前，人類開始了“農業革命”，我們擺脫了逐水草而居的漂泊與辛苦，開啟了安穩的定居生活。然而，代價同樣明顯：資源的搶奪、戰爭的陰影、國家的消亡。一個人生命的終點不再取決于天道，而是變得撲朔迷離。
我們如何在這種看似無法調和的矛盾中度過一生？中國人的答案是：平衡。陰與陽、光與暗、上與下、左與右……中國哲學里的世界由一組組流動的、對立的能量組成，相比某一種力量擔任主宰，中國人更相信唯有萬物平衡，和諧共生，才是生活的至高境界。
中國人將這種平衡運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天的作息、早晚的飲食、日常的修行，生活需要順應某種先于萬物出現以前，原本就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“道”，方能實現平衡與和諧。因此，為了追求天人合一，生活在歷朝歷代的中國人都養成了一個共同的愛好：酒。
作為早期歷史時期的祭祀道具，酒自然而然成為古人與天道之間溝通的橋梁。隨著社會發展和思想碰撞，儒家通過酒禮規定了社會秩序的重要性，道家則以酒為載體，看到了人與自然的精神聯結，酒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持續提升，對個體與家庭、社會與文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平衡作用。
文化意義以外，酒的養生意義同樣被廣泛地發掘出來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中寫道：“酒，百藥之長”，《說文解字》對“醫”的解釋里也提到：“從酉……酒所以治病也”，種種證據都表明，酒與養生之間的聯系，不可謂不深遠。在后世的文人墨客筆下，酒的養生內涵不僅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還延伸至修身養性的精神層面。
以酒養生，貫穿在歷朝歷代的生活縮影里。寫下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的陶淵明，以菊花酒作為自己的“日常飲品”。而作為“不可救藥的樂天派”，蘇軾在黃州期間以釀酒為樂，以酒養生，面對自己的失敗而發出“然客之喜怒，亦何與吾事哉”的豁達之言。
中國人與養生酒之間，一直存在著某種妙不可言的關系。如何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展現飲酒對身心的積極影響，一方面避免醉酒造成的傷害，過猶不及，久久為功，才是中式養生哲學里“好酒”的定義。
傳統與文化，融入民族通識的養生酒
殷墟甲骨文里有“鬯其酒”的記載，據考證，“鬯”是一種用芳香性植物配制而成的養生酒。這表明早在商代，草藥就與酒結合，服務于養生。當然，先秦時的養生酒尚屬金貴之物，只有君王才有資格享用。周代就設有宮廷營養師（稱“食醫”），為皇室提供包括養生酒在內的保健品。漢代，在張仲景、華佗等名醫的推動下，酒躋身“百藥之長”。1972 ～ 1974 年期間，馬王堆漢墓陸續出土了一批帛書，學者從中辨析出 6 個藥酒方，既有用來醫治蛇傷、疥瘡等疾患的，又有主打食療，助人頤養天年的。王侯貴族對養生酒的熱衷可見一斑。
這個時期，生活水平的提升疊加釀造技藝的成熟，使養生酒普惠民間。這又激發了民間對藥酒方的強烈需求，由此掀起一股研發潮。新方子層出不窮。
唐代孫思邈的《備急千金要方》收錄了 80 多個藥酒方，涉及疾病預防、補益強身、內外科、婦科等，表明養生酒已經從多個維度滲透日常生活。明初匯編出版的醫學文獻《普濟方》，收錄的藥酒方超過 300 個，堪稱一部養生百
科。《本草綱目》也收錄了 200 多個藥酒方，李時珍還撰寫小貼士，指導讀者合理飲用。民間自釀的養生酒就更多了。時至今日，端午節喝菖蒲酒、中秋節喝桂花酒、重陽節喝菊花酒，仍然是很多地方的風俗。殊不知，這些皆為養生酒。
通過這番對“養生酒傳播史”的梳理，不難發現，養生酒經歷了一個不斷普世的過程。它先是以藥之名特供王室，受達官顯貴追捧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它越來越具有民間性，最終完美轉身，成為尋常人家的節令飲品。
無獨有偶，養生哲學也從帝王將相和文人墨客壟斷的秘術，逐漸向外擴散，融入中華民族的通識。正如《周易》中提到的“同人于野”，跨越了千年歷史的養生酒，將一代代抱有相同養生追求的人們聚集在原野之上，在時空交錯的空間里，產生一種永恒的共鳴。
中國人對養生的追求，和養生酒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幾近重合的軌跡，再一次印證了“以酒養生”思想的持久魅力。對中國人來說，酒里有情緒，飲酒顯人品，酒更是帶領我們重拾本真、回歸天性的養生“搭子”。無論是宮廷御用的滋補酒，還是民間流傳的藥酒秘方，中國人對東方養生哲學的長期實踐和持續豐盈，讓我們在品味美酒的同時，也享受到文化與精神滋養，實現身心的雙重升華。